一、高丽青瓷在中国的出土情况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近年的70年间，浙江、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内蒙古、辽宁、黑龙江、北京、广西和台湾等省（自治区、直辖市）陆续出土了一批高丽青瓷（含残碎标本）。其时代为北宋至明代早期，反映了古代中国不同王朝与高丽王朝（918～1392年）之间的外交、商业与文化交往情况，具有不可代替的学术价值。中国有不少学者对这些高丽青瓷做过研究，本文主要对相关资料做一整理，并就其时空分布特点等做些归纳分析。

下面先按中国境内出土高丽青瓷的时代做一表格，（表一）以明确其相关信息。

表一                       中国出土高丽青瓷资料一览表

根据对中国境内出土高丽青瓷资料的收集和梳理情况，可以让我们讨论其时代、分期和出土地点的特征等问题。

二、高丽青瓷在中国出现的时代及分期

迄今，关于中国境内出土高丽青瓷的时代问题，大多数学者都把它的起点放在南宋时期。但依据相关出土资料及研究，目前可以认为高丽青瓷在中国出现的第一个时期应是北宋时期，尤其是北宋后期。主要实物资料见于北宋时期的明州（今浙江宁波）和从明州通往当时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的交通要道——汴渠（大运河）沿线，如在今安徽淮北北宋汴渠河道遗址发现的高丽青瓷。这些发现与两个历史背景比较吻合。

一是高丽青瓷自身发展过程的背景。根据韩国学者郑良谟先生的研究，高丽青瓷初创于公元9世纪后期到10世纪，到11世纪早中期，其技术才逐渐走向成熟，特别是11世纪中期时，步入了高丽瓷的精致阶段；12世纪前50年，是高丽瓷的巅峰期。这一点在中国文献中也有记载，如公元1123年被宋徽宗派遣出使高丽的使团成员徐兢在其所著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记述了他所见的高丽青瓷：“陶器色之青者，丽人谓之翡色，近年以来，制作工巧，色泽尤佳……狻猊出香，亦翡色也。上为蹲兽，下有仰莲以承之，诸器惟此物最精绝，其余则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中国唐宋时期越窑之秘色、中原之汝瓷皆为进奉皇家之物，作为北宋晚期中央官员的徐兢，对所见高丽青瓷有如此高的评价，可见当时高丽青瓷的制作水平已达“精绝”，可与中国当时最高质量的瓷器相媲美，这正是北宋时期高丽青瓷能够进入中国并受到社会高层青睐的重要条件。

二是目前发现高丽青瓷的地点反映和见证了北宋与高丽外交历史的特殊背景。据文献记载，北宋早中期，宋、高丽官方交往之中心港口城市是北方登州、莱州，北宋晚期则转为明州，如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宋真宗下令在登州造高丽使馆，庆历六年（1046年）五月，宋仁宗对群臣说：“新罗、高丽诸国，往年入贡，其舟船皆自登州往还。”但宋熙宁七年（1074年）时情况发生重大转变，当年高丽“遣其臣金良鉴来言，欲远契丹，乞改途由明州诣阙”，为此“自元丰以后，每朝廷遣使，皆由明州定海放洋绝海而北”，还规定“非明州市舶司发过日本、高丽者，以违制论”。元丰元年（1078年3月），北宋派往高丽的使团即先从汴京前往明州，六月再从明州到达高丽国。而现在中国境内北宋晚期高丽青瓷的出土地恰恰是在宋代的明州以及明州到宋都东京的汴渠一线，而且在宁波出土的北宋晚期高丽青瓷标本中，有的出土地点就是文献中记载的“高丽贡使馆”遗址。

如上所述，我们把高丽青瓷进入中国的第一个时期确定为北宋时期尤其是北宋晚期，其背景一是高丽青瓷本身在其生产国的发展过程、产品质量及特定历史阶段，二是北宋与高丽之间的通使路线及当时国际性港口城市的变化。当然，资料显示在宁波还发现了相当于10世纪后期到11世纪中期即北宋早、中期的高丽青瓷，不能排除这部分高丽青瓷与高丽商人在明州的商贸或生活活动有关。事实上，早在唐代晚期，明州就已经是唐与新罗之间重要的海上通商、通使的港城，学者们认为高丽青瓷最初的烧瓷技术就源于唐代明州管辖范围内的今宁波慈溪上林湖一带的窑址。五代十国时期（907～979年），定都杭州的吴越国与高丽保持密切交往，当时的明州也是交通高丽的重要港城。北宋建立后，公元992年，将原989年设于杭州的“市舶司”迁往明州定海县，999年又“令杭州、明州各置市舶司，听蕃从便”。自此，明州一直是北宋王朝交通海内外的重要国际贸易中心城市，据高丽史资料统计，仅1030年到1069年，宋商至高丽者就有42批3000人次，而到明州的“蕃”商，应该包括高丽海商。为此，无论是从明州去高丽的宋商，还是从高丽到明州的“蕃”商，都有可能在北宋早、中期将高丽青瓷携往明州，只不过历史文献未曾记载而已。关于这一问题，今后还值得进一步研究，因为它涉及高丽青瓷（古代唯一一种海外国家生产的能够输入到世界瓷器原创国——中国的重要瓷种）本身的发展历史，研究它的入华时间、原因和影响等具有特定的学术意义。与北宋大体处于同一时期的辽王朝（907～1125年），同样曾输入高丽青瓷，从表格所列资料可以见到内蒙古出土的二例，相信今后还会在当时辽王朝的国土范围内发现更多的高丽青瓷。

高丽青瓷进入中国的第二个阶段是南宋（1127～1279年）以及金王朝（1115～1234年）时期。通过列表可知，这是高丽青瓷入华的第一个高峰期，具体表现一是出土量较大，总数在50件左右；二是出土地点广，南起今浙江沿海，北到内蒙古、吉林一线，宋、金境内都有一定的出土量；三是高丽青瓷品种丰富，如在南宋都城临安城（今杭州）遗址一地出土量就达20多件，品种有碗、盘、炉、瓶、罐、绣墩和梅瓶等；北方金王朝境内出土器种有长颈瓶、葫芦形执壶、鳌形砚滴和碗等。而北宋时期的高丽青瓷，目前仅见碗、钵、盘、盒和瓶等几种。在装饰工艺方面，发现的这一阶段高丽青瓷的装饰工艺包括刻划、模印和镶嵌等不同品种，特别是镶嵌黑白纹饰的品种为北宋时期所不见。

今杭州作为当时南宋都城所在，地近今海港城市明州（今宁波），其理所当然的优先拥有大量高品质高丽青瓷。从出土地点和使用者层面看，使用者既包括南宋皇室，也包括一般贵族。宁波是南宋时期高丽青瓷出土量较大的城市之一，其出土地点包括当时的市舶司、佛教寺院和城市居民区，可见其使用面也比较广泛。南宋和金王朝时期，一方面高丽国的高丽青瓷已发展到顶峰，另一方面当时南宋与金皆与高丽有通使和通商关系，如南宋，初设杭州、明州、秀州、温州和江阴市舶务，到孝宗（1162～1189年）、光宗（1189～1194年）时，设“市舶务”的城市虽已减少，但地近临安的明州仍有设立。同时，从1115年开始，金与高丽已经正式通使，至1214年金宣宗南迁，在约100年时间内，高丽遣使金朝竟达350次，平均每年超过35次。在这样的态势下，处于鼎盛期的高丽青瓷受到南宋和金王朝上层社会的欢迎而不断入华正是情理中事。历史文献对此也有相应记载，如传为南宋太平老人所著的《袖中锦》“天下第一”就把外来的“高丽秘色”即高丽青瓷与中国本土的端砚、建州茶、定瓷、浙漆、福建秀才和大江以南士大夫等并称，认为“他处虽效之，终不及”，证明高丽青瓷在南宋境内已经获得“天下第一”的盛誉。

高丽青瓷进入中国的第三个阶段是元朝时期（1279～1368年）。从出土资料看，这是高丽青瓷入华的第二个高峰期。与前两个阶段相比，这个阶段的高丽青瓷出土数量最多，总量达近百件，超过前两个阶段出土量的总和；器种也较丰富，总体上看以实用器为主，包括碗、盘、碟、高足杯、盒、枕、梅瓶、盏托、罐和钵等；装饰品种相对单一，基本上都属于镶嵌黑白纹瓷；出土地点更多、更广泛，西到中国的广西，南到台湾，北到内蒙古、黑龙江一带。虽然仍以沿海地区为主，但其分布地区又大为扩展，相比之前两阶段，新出现了今广西、台湾等地。

高丽青瓷在元代大范围的出现于中国各地，既反映出当时它在中国受欢迎的程度要超过以往的两宋时代，同时可能也会致使其价格的下降。生活在元末明初的松江（今上海）的金石学者曹昭在明洪武三十一年（1388年）完成的《格古要论·古窑器论》中说道：“古高丽器皿，色粉青，与龙泉窑相类，上有白花朵者而不甚值钱。”日本学者小林仁先生认为这种装饰着“白花朵”的高丽青瓷即为白土镶嵌的青瓷。其之所以“不甚值钱”，一方面因为在元代其进口量较大，对它的价格肯定会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凭借品种、装饰特色等优点，以及元王朝对高丽的政治控制，高丽青瓷在窑口众多、瓷业发达的元王朝境内仍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的事实。当然，“不甚值钱”与高丽青瓷在13世纪中期以后到14世纪上半叶逐渐出现衰退及总体质量趋向下降也不无关系。

高丽青瓷输入中国有没有第四个阶段，即明代早期，目前还没有充分的资料可以证明或否定。从现有出土实物看，不能完全排除在明代洪武年间（1365～1398年）还输入了一定数量的高丽青瓷，如有学者指出，山东蓬莱沉船上发现的高丽青瓷的时代可能为元末明初，年代在1350～1380年。刘毅先生认为安徽滁州发现的青瓷镶嵌云龙纹罐的年代也应在14世纪后半叶，甚至还更晚。在韩国境内亦出土了与“洪武二十一年戊辰四月”铭石板伴存的青瓷镶嵌重圈纹碗。特别是明代初年洪武帝朱元璋对包括高丽在内的邻国实行友好睦邻及“朝贡”贸易制度，为此，我们认为，对高丽青瓷输入中国的第四个阶段的问题可以留待将来做进一步的探索。

三、高丽青瓷出土地点及其反映的问题

分析出土资料可以发现，中国境内高丽青瓷的主要出土地点具有一定分布规律。从总体上看，高丽青瓷主要出土于中国的东北和东部沿海区域，这一点过去已有多位学者指出。如果进一步分析，它还有以下特点。

一是主要出土于宋、元时期由国家指定的可以进行国际贸易活动的海港城市。如北宋时期的明州，南宋时期的明州（1195年改称庆元）、杭州，元代的庆元（今宁波）、太仓（今江苏太仓）和登州（今山东蓬莱）等。如北宋在992年将市舶司从杭州迁往明州定海县，999年又在杭州、明州各置市舶司，史载北宋后期1074年明州已设高丽使馆；南宋初，设杭州、明州、秀州、温州和江阴市舶务，孝宗到光宗时，仅留下明州市舶务，其他均废止。到南宋后期，“凡中国之贾高丽与日本，诸蕃之至中国者，惟庆元得受而遣焉”。元初至元十四年（1277年），立庆元及泉州、上海和澉浦（今浙江嘉兴海盐县）四个市舶司。此后，在朱清（1237～1303年）、张瑄（？～1302年）担任“海道运粮万户”时，又大力发展太仓刘家港的外贸事业，“通海外番舶，凡高丽、琉球诸夷，往来市易，谓之六国码头”。这正是江苏太仓市樊村泾遗址近年出土大量高丽青瓷标本的重要历史背景。宁波、杭州、太仓和蓬莱等宋、元时期的国际性港口城市都出土了高丽青瓷，其原因正在于它们和当时中央政府实行对外贸易的“市舶司”制度有直接的关系。

二是高丽青瓷主要出土于宋元时期的都城区域。迄今，中国出土高丽青瓷数量最多的城市是南宋的都城临安和元朝的都城大都（今北京）。如杭州发现南宋时期高丽青瓷标本的地点有十多个，几乎遍布南宋皇城遗址周边和都城遗址内外。元大都遗址也有多个地点发现高丽青瓷遗存，除已经公布的材料外，据中国国家博物馆古陶瓷专家耿东升先生介绍，2001年到2007年，在北京宣武区的牛街、菜市口和右安门北，西城区的灵境胡同、西直门大街和西单北等也都出土过高丽青瓷标本。此外，辽中京大名城遗址、明早期都城南京也都发现过高丽青瓷。北宋都城东京因历史上多次遭受黄河破堤泛滥的灾害而被埋到地下8米多深，迄今未能发现高丽青瓷，但在通往东京都城的交通干道“汴渠”一线却多次发现高丽青瓷，由此可推想将来在开封北宋东京城遗址中也会发现高丽青瓷实物。据这些考古发现可以认为，从北宋中晚期到明代早期，高丽青瓷在中国不同时代的都城中均颇受重视，尤其是南宋和元代，都城中的皇家和贵族阶层应是高丽青瓷的重要享用者。如表一所示，南宋都城临安城遗址出土高丽青瓷多在南宋皇城周边及皇家建筑区域。还有学者指出，杭州还出土过一批南宋时期刻有“殿”“睿思殿”“皇后阁”“药内”“奉化”“御”和“贵妃”等铭文的高丽青瓷，胡云法先生认为这些铭文是南宋朝廷的玉工所刻，充分证明这类高丽青瓷确为南宋早期皇室用瓷，由此也能看出当时高丽青瓷在东亚世界所拥有的国际地位。

三是重要的地方城市。除两宋、辽、金、元和明初国际贸易港口城市和都城之外，在诸多地方性城市也发现了高丽青瓷。其中或与其为帝陵所在有关，如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出土高丽青瓷与辽庆陵有关；而江苏淮安市出土高丽青瓷，与淮安是大运河沿线城市及抗金重镇有关；内蒙古元集宁路古城、元宁昌路古城都是元朝重要的地方性中心城市，扬州也是元代京杭大运河沿线重镇；辽宁沈阳及附近地区出土高丽青瓷较多，有学者认为这和元代为安置高丽国人而设立沈阳路沈州城有关，那些出土高丽青瓷的墓葬，其墓主可能就是高丽人；安徽滁县地近明代早期都城南京；吴江同里镇则地近元代“六国码头”太仓浏河港。可以认为，高丽青瓷作为一种外来实用品或艺术作品，无论是通过国家外交途径（如“朝贡”），还是通过民间国际性贸易方式入华，相比较而言都较珍贵，每一个出土地点的背后肯定都隐藏着深刻的原因和生动的“故事”，需要通过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缜密研究去探索原因，寻求“故事”。

至于中国出土高丽青瓷涉及的使用者、瓷器本身的工艺特点以及其与韩国境内相关资料的比较研究，过去学者们已有较多讨论，兹不赘述。

（ 转自|华夏考古 作者|贺云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