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育彬先生在北大校园留影

几经波折  进入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

1961年秋，24岁的杨育彬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带着对未来美好的理想和憧憬，与同班同学郑杰祥一起被分配到河南。不过，杨育彬是几经波折，才进入到魂牵梦萦的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

杨育彬：到郑州报到的时候，郑州有个石平街，就在郑州车站附近，那个地方有河南人事局招待所，里面全是待分配的大学生，我就在那等人事局的人过来。人事局的人对我说，“给你分到了省文化局。”给我弄了个条，我就到文化局报到。

到省文化局报到的时候，人事处的说：“你的资料还没来，还不能分。”我说：“你给我分到文物工作队吧。”他说：“不一定，现在省直的文博单位有好几个，马上都国庆节了，国庆节以后你再过来”。

国庆节后我过去了，当时一个主任科员叫个张素琴，她对我说：“研究了，你分到了河南省博物馆（河南博物院的前身）。”我一听我头都懵了，她说：“博物馆多好，里面文物很多。”我说：“你不知道，我在学校学的是考古专业，是田野考古，搞考古发掘和出土文物研究的，不是搞陈列的。”我就给她讲了半个多小时，她也很感动，她说：“好好，这样，你明天再过来，等李处长。他过来的时候，你找他说说，我也帮你说。”

等到第二天8点我都到那了，9点处长进来了。张素琴就给处长说：“李处长，这个学生是学考古的，到博物馆不太对口，想去文物工作队，那还很需要。”李处长正好有事，好像很着急，他的手就这么一甩：“去就去。”就这三个字，他就走了。张素琴马上给我开介绍信，我就被分配到了文物工作队。

杨育彬带着介绍信，坐着三轮车风风火火地赶到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报到，开始了他长达60多年的文物考古生涯。

郑州小双桥商代祭祀遗址

(右起郝本性、杨育彬、曹桂岑、安金槐)

全省碑刻调查  饿肚子、睡麦场是常态

1962年，杨育彬工作的第二年，接到了参加全省碑刻调查的重要工作。这是文物工作队当年的中心任务，也是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的延续。那一年，杨育彬的足迹踏遍了南阳、许昌、平顶山等10多个县市，奔走在平原和山岭间，摩挲石刻；徘徊于古庙衙署中，与历史对话。交通不便、饿肚子是常有的事。

杨育彬：那时候从郑州去南阳，我得买火车票到许昌以后下来，在许昌买第二天从许昌到南阳的大巴车票，晚上就住在许昌一晚上。如果买不到票，那就没点了，还得再停一天。长途汽车往往在路上还出毛病，记着有几次早上从许昌出发，晚饭以后才到南阳。

进行调查的时候，都是要步行、要走路，有时候找不到吃饭的地方，有时候找不到住宿的地方。举个例子，在禹州调查的时候，我睡过麦场；在宝丰香山寺，我住过大殿。

调查碑刻非常有意义，因为碑刻本身就是个重要的文献记载，它可以作为书的补充，甚至比书更接近真实。我们调查碑刻怎么调查呢？第一把碑文抄下来；第二把碑的形制描出来，比方说多高、多宽、什么花纹；第三如果有条件，拓片给它拓下来，拍一些照片。就是资料取全了，即使碑刻被破坏了、砸掉了，但是它的资料还存在。

参与郑州商城发掘11年 清晰勾勒出商代前期王都面貌

田野发掘在杨育彬的考古生涯中占据着非常大的比重。

1963年，杨育彬在新婚后的第三天，就奔赴山西侯马，参加全国性的考古发掘大会战。这次艰苦卓绝的考古“大练兵”，提高了杨育彬的田野发掘技术，淬炼了田野发掘本领。

1982年发掘郑州商城青铜器窖藏坑

1972年到1983年，杨育彬先参加后主持了郑州商城遗址的持续考古发掘，不断涌现的考古新发现，把一座早于安阳殷墟的商代前期王都面貌，清晰地勾勒了出来。

杨育彬：咱们河南是1955年发现郑州商城城墙的，在学术界还引起了一些怀疑。人家提出：“安阳殷墟比你晚，就没发现城墙，你这早的怎么会有？”后来从1972年开始，我们把现存的东城墙、西城墙、南城墙打了几个剖面，挖了几条探沟，发现什么呢？第一夯土里面包含的陶片，最晚的是商代二里岗期下层的，也就是说城墙修的时候，这些陶片已经存在了，是商代的。第二个城墙本身外面有好多灰土给它盖住，人们生活倒的垃圾，或者人们死了以后挖的坑、埋的人，甚至是挨着城墙盖的小房子，这些灰层、这些灰坑、这些墓葬，商代的，因为出的东西它可以看得出来，所以说城墙就把时代卡死了，也就是商代比安阳殷墟早的城墙。

除了城墙之外，在城的东北还发现了好多夯土基址，等于是房子的基础。有些基础上还有柱子洞的柱坑，还有柱土石，整排整排的，是安放木柱的地方，也就是建筑大房子的地方，可能是商代的宫殿。

另外还发现了三个祭祀坑，总数大概发现29件铜器，特别是南顺城街那4个方鼎，高的低的再低一点的，好像是古代祭祀列鼎的性质，这也证明了跟祭祀有关系了，所以这三个祭祀坑我们就叫它“青铜器窖藏祭祀坑”。祭祀坑是商王用的，不是一般官吏用的，不是老百姓用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

率先全国出版《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

1983年，杨育彬被任命为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长。在担任副局长的4年间，杨育彬除了做好管理工作外，还主持了河南省的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在全国率先出版《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个人还出版了《郑州商城初探》等3部学术专著，发表文章10余篇。他说：学考古的人，就算是调到行政单位做公务员，专业还是不能丢。

杨育彬：当时我在文物局的时候，国家提出第二次文物大普查，咱们河南遗址多，任务就很重。当时就组织了一个文物普查办公室，各个地市也组织文物普查办公室，要求专业人员参加，也动员跟专业有点关系的人员参加，比方说中学的历史老师，或者当地土生土长的老干部，当时全省动员了4万多人参加。参加以后，我们根据文物普查的进度，还发简报，开封调查怎么样了，郑州调查什么东西了……把每个地市的说一说。另外开现场会，在新乡也开过，安阳也开过……大伙相互交流。此外，我们在河南博物馆还举办一个大型的文物普查成果展览。我们这个做法我觉得倒是可以的，因为气可鼓不可泄，所以说我简报里表扬的多，很少有批评。

调查完了以后，国家文物局就提出来要编一套《中国文物地图集》，每个省出一个分册。国家文物局设计的有符号，遗址是个什么符号、城址是什么符号、窑址是什么符号、庙是什么符号……我干脆带队到下面去，一个市一个市的把县里的文物干部都请来，每个县都得找一份县域地图，包括每个村庄的地图，把调查的东西、遗址按位置点上，现场标好。

这个地图集很有用，京九铁路从哪儿过的？沁北电厂在哪修的？黄河小浪底水库……所有的工程，就大致知道它经过什么地方，大致知道它有哪些遗址或墓葬，对配合基本建设起到很大的作用，对保护文物也起到很大作用。

正是源于对历史的热爱和对考古的敬畏，1987年，杨育彬7次请辞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长职务，主动要求回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从事田野考古工作。

一生择一事  一事终一生

回到考古研究所，杨育彬成绩非凡。比如：1992年至1998年，杨育彬担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黄河小浪底水库联合考古队队长，平顶山应国墓地和焦作府城村商代城址田野发掘的考古领队。平顶山应国墓地被评为“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焦作府城村商代城址被评为“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杨育彬：我这个人有点认死理儿，就是一生择一事，一事终一生。既然选考古了，我就觉得无论条件艰苦或者怎么着，都要坚持下去。简单的说，这60多年搞考古要归成一句话，就像樊锦诗说的，吾心归处是敦煌，我就借她这个，吾心归处是考古。所以我觉得考古等于是生活的一部分，没有觉得苦，而且现在觉得还能够继续发挥点余热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

《二十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考古学卷》里面选了118个人，包括河南的安金槐、洛阳的蒋若是、我们所里的郝本性、还有我，能够被选到这上面，我觉得这是个很高的荣誉，我非常满足了。

志笃意坚 85岁的杨育彬笔耕不辍

现在，杨育彬已85岁高龄，退休23年，但他至今仍然笔耕不辍，还在整理文集、编写专著。近年来，他编著的《河南考古探索》《河南文物》《河南考古研究》等十几部学术专著，成为反映河南考古学的历史长卷和必查经典。

杨育彬：历史本身研究的手段有两种：一种是文献资料，咱们中国有个传统，替前一朝来修史，从史记开始一直到清史稿，把每个朝代弄得清清楚楚。第二个是靠传说，三皇五帝包括夏代，那个时候没有文字，通过口述、通过传说把历史记录下来。从某些角度来讲，单单这些还不够，还需要考古来补充。通过发掘把当时的东西挖出来，通过实物来证史。当然也有文献，但是文献它不是书，比方说石刻，里面有墓志，写的这个人哪个朝代的、当过什么官、哪的人、干过什么事，也许这个人的传在史书里有记载，但是墓志写的甚至要比书上写的还要更可靠一些。也就是说，历史很重要的一部分证史需要考古发掘来做。

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他必须了解自己的历史，能够把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这是很重要的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