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考古》2021年第5期目录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培育了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也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黄河历史的专题研究最初是与黄河治理密不可分的，因为只有对历史上的黄河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才能找到从根本上治理黄河的技术、方法与策略。

早在1980年代已出现专门研究黄河的“黄学”或“黄河学”。2009年11月21日在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黄河学”高层论坛，标志着“黄河学”跨入新的发展阶段。学术界一般认为“黄河学”是“以黄河及其流域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建立在自然科学、社会人文科学、文学艺术科学及技术科学之上的综合学科”。

早在2016年已有“黄河考古”的倡议，惜未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在全社会高度重视黄河文明研究的新形势下，非常有必要对“黄河考古”的学科概念、学术定位及可以预见的课题略做讨论，并希望得到学界同仁的关注与教正。 

一、黄河考古的概念与学术定位

我们所说的“黄河考古”是以黄河为标靶的考古工作与研究，包括人类出现以来作为自然实体的黄河的变迁，黄河对人类文化遗存的影响，以及人类对黄河的利用、治理和改造等，亦即黄河自身的变迁及黄河与人类的互动关系。换言之，凡是与黄河相关的考古工作与研究都可以纳入“黄河考古”的范畴。

“黄河考古”的提出也是对“黄河史”研究的响应。近代对黄河历史的专题研究始于1940年代。岑仲勉先生的《黄河变迁史》是现代黄河史研究的奠基之作，系统研究了黄河的变迁。对黄河史用力颇深的谭其骧先生曾主编《黄河史论丛》一书，收录有14篇当时一流学者研究历代黄河的论文，实际上也是一部由论文组成的黄河史。总的来看，黄河历史虽非显学，但一直有人进行综合研究，早已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近年来更有人进行黄河的断代史、专门史的研究，反映出黄河历史的研究正在不断地深入和细化。

夏鼐先生指出：“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来研究人类古代情况的一门科学……它和利用文献记载进行历史研究的狭义历史学不同。虽然二者同是以恢复人类历史的本来面目为目标，是历史科学（广义历史学） 的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犹如车子的两轮，飞鸟的两翼，不可偏废，但是二者是历史科学中两个关系密切而各自独立的部门。”按照这一思路，黄河考古的目标与黄河历史是相同的，只是二者所使用的材料和方法有所不同。

黄河水利委员会主持编写的《黄河志》也为“黄河考古”提供了重要参照。该书由河南人民出版社从1991年起陆续出版。全书涉及到黄河的方方面面，以黄河的治理和开发为中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黄河河情、黄河治理的历史与现状以及黄河流域人文社会等。显然《黄河志》的内容是以黄河为中心，包括各种与黄河相关的内容。在省志、府志、县志等志书编篡的语境里理解《黄河志》的概念、定位与内容等，对我们在断代考古、区域考古、专门考古等考古语境里理解“黄河考古”是颇有助益的。历史地理学家和水利史学家在研究黄河变迁时都已经使用考古材料。相对于历史地理学擅长宏观视野，注重黄河与人类的关系，水利史学家的研究更为具体而微，也更加注重黄河本身，因此有些田野工作和室内研究已颇具“黄河考古”的意味。

早在1950年代，以考古学家为主导，按照田野考古操作规程进行的“黄河考古”已经开展，此后有关黄河的考古工作屡见于报导，也有少数考古学家对黄河的某些方面进行研究，但一直没有出现专门研究黄河的考古学家，没有发表以黄河考古为中心的专文、专书，也未举办以黄河考古为中心的展览，这些现象说明“黄河考古”尚无学科自觉，尚未形成一个专门的学科，更没有专门的名称。这种状况大大阻碍了有关黄河的考古研究。

作为中国考古学科之内的一种专门考古，黄河考古的核心研究自应由专业考古学家承担。当然学术发展到今天，黄河考古不仅要用传统考古学的方法，利用遗迹、遗物来研究黄河及相关问题，更应该使用科技考古尤其是地质考古的方法，对作为一个自然实体的黄河以及黄河与人类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

黄河考古是用考古材料来研究黄河的变迁，因此其中心是考古，目标是黄河的人文历史，因此并不属于高蒙河先生提出的考古地理学。考古地理学的核心是地理学，考古只是手段，是利用考古资料对人类历史上的地理问题进行研究。如果将黄河纳入考古地理学中的研究之中，其重心应该是自然的黄河，而非人文的黄河，或曰人类与黄河的互动关系。

二、黄河下游的河道与堤防

黄河考古的首要内容是黄河下游河道的变迁。黄河河道变迁是历史地理学的传统课题之一，不少历史地理学家曾对此做过深入研究，但这些研究主要依靠传世文献。（图一）

图一 黄河下游变迁略图（邹逸麟：《黄河史论丛·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及其影响概述》，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30页）

谭其骧先生创造性地根据新石器时代至东周时期考古遗址的分布来推测黄河下游的河道，指出：“从新石器时代历经商周到春秋时代，河北平原的中部一直存在着一片极为宽广的空白地区。在这一大片土地上，没有发现过这些时期的文化遗址，也没有任何见于可信的历史记载的城邑或聚落。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在太行山东麓大致以今京广铁路线为限，在鲁中山地西北大致以今徒骇河为限，京广线以东徒骇河以西东西相去约自百数十公里至三百公里，中间绝无遗址。商周时代的文化遗址和见于历史记载的城邑聚落则太行山东麓东至于今雄县、广宗、曲周一线，鲁中山地西北仍限于徒骇河一线，中间的空白区仍达百数十至二百数十公里。”（图二）

图二 战国以前遗址与城邑的分布与黄河下游河道［谭其骧：《长水集·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下），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0页］

王青先生通过史前文化的分布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讨论了史前时期黄河下游的改道。认为从旧石器时代末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下游一直是走渤海湾西岸入海的，因此裴李岗文化的向东发展应是通过淮北平原实现的。大汶口文化通过豫东平原的西进是黄河下游河道不走淮北平原入海的证据。距今4600年前后，黄河下游河道发生了一次大的南北改道，改从淮北平原入海，而此时正是大汶口文化晚期向山东龙山文化过渡时期，也是其向淮北平原渗透扩张最剧烈的时期。黄河下游改道，使淮北平原的自然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将豫东到郑洛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与泰沂地区大汶口文化的联系拦腰切断，从而使郑洛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丧失了经济、文化动力，最终被早期河南龙山文化所同化。山东龙山文化向北在河北平原直至冀东唐山地区的扩张，是由当时黄河下游河道改走淮北平原入海后，河北平原的自然环境得以改善的条件下进行的。在距今4000年前后黄河下游河道又有一次大的南北改道。夏代的黄河下游河道是从河北平原入海的。简言之，最早是“北流”河北平原入海，距今4600年前后，改为“南流”淮北平原入海，距今4000年前后，又改为“北流”河北平原入海。该研究使用的考古学材料主要有聚落分布和文化交流两个方面，比谭其骧先生仅根据聚落分布有较大的进展。随着这两方面考古材料的不断增加，我们对黄河下游河道变迁的认识也会有所改变。

三十多年来大量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的开展，为研究黄河下游的河道提供了大量新材料，袁广阔先生梳理了《汉志》河沿岸裴李岗、仰韶、龙山时期直至周代的文化遗址，发现河道两侧的考古学文化一直没有明显的断裂，而且分属两种不同的文化系统，故此断定这条河道从未改变，并根据地质勘探资料推断黄河自宿胥口开始走《汉志》河是对地理形势的自然选择。除了这种从大范围内观察遗址分布之外，他还对一些河段进行了更加细致的考察。通过对内黄—濮阳—菏泽文化层堆积剖面的分析，发现文化堆积并没有大的中断，也没有发现大洪水淤积层，从而推导出这一地区从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一直都有人类活动，汉代之后才出现洪水淤积。整合先秦遗址的分布与地质构造之后，图示了滑县、浚县段黄河故道，并力证过去认为的西北流的“宿胥故渎”并非《禹贡》河，而是淇河河道。（图三）

图三 浚县、滑县一带地理形势（袁广阔：《考古学视野下的黄河改道与文明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图1） 

当然黄河故道的最终落实需要真正的考古发掘。只是河道本来就低于地面，再经过千百年来的不断淤积，现在都深埋于地下，很难有机会进行发掘。退而求其次，可以通过考古或地质钻探，大致摸清黄河故道的走向。

相对于黄河故道而言，黄河故堤的调查、勘探和发掘要容易得多。最早处于纯天然状态的黄河是无拘无束的，而黄河下游河堤的出现应该与城墙约略相当。钱穆先生早就指出：“耕稼民族的筑城有两种用意：一是防游牧人的掠夺，而另一是防水灾的飘没。”徐旭生先生也说：“城同堤防本来是同一的东西，从防御寇盗说就叫作城；从防御水患说就叫作堤防。共工氏所发明，鲧所沿用的堤防（也就是鲧所作的城或城郭）大约就像今日北方乡间所筑的土寨子或叫做护庄堤。”依此则黄河之堤至少在夏代立国前后已然出现。有明确记载的大规模修筑黄河大堤发生在战国时期。《汉书·沟洫志》：“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壅防百川，各自为利。齐与赵、魏，以河为境。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自汉代以来，历代都会对黄河大堤有所修筑。

1919年初春，岭南大学校长晏文士带人赴山东旅行考察，团队成员有学生、翻译、记录员、厨师以及所雇三辆马车的车夫，总共11人。在考察黄河时，正遇黄河大堤维修，晏文士拍摄了一系列照片，为我们留下了百年前黄河修堤的珍贵影像，也为我们推想古代对黄河大堤的修建提供了素材。已知的照片有两张。其一表现了整修黄河大堤时的宏观场景。大堤上下，满是来回运送土方的民夫，大多用独轮小车推土，也有的肩挑土筐，间或可见空手而立、衣服上背着“圆补丁”的官方监工。其二表现的是打夯的情况：“一个直径约25英寸、厚约10英寸的石头圆盘，用10条绳子连着，周围10个人每人牵着一股绳子。劳动号子让他们保持一致，石头圆盘被扔到空中，落在地上发出砰的一声闷响。”

现在已经发掘出若干段黄河大堤。2009年秋季，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商丘市文物局对梁园区李庄乡蒙墙寺村境内的明清黄河大堤进行了横断面发掘。此次发现的大堤是黄河南流期间的一段。刘海旺先生介绍说：“通过发掘，我们可以确定明清黄河大堤的高度为12米，经过了十几次的加固工程，并且都是人工作业……没想到大堤的内部结构这么清晰，这对于揭示明清时期黄河大堤加固、加高的次数和过程，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为配合邢台到临西高速公路的建设，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今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2004年8月对临西县吕寨村南的黄河故堤进行了发掘。当地人认定这段古堤为大禹之父鲧所建，故一直称之为“鲧堤”。这段南北向大堤的夯土层大致分早、晚两期，发掘者断定早期应为北宋初期始建，晚期应为不久之后的重修。

近年，新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境内的黄河故堤进行了系统的调查与研究，并在获嘉县张堤村、新乡县焦田庄和油坊堤村、原阳县秦庄、新集和沙门城址六处进行了勘探与发掘。在焦田庄发掘的两道大堤，一道建于汉代，很可能是王景治河时所筑；一道建于宋金之际，是在汉堤的基础上增筑而成，证明了汉至金代此段黄河未曾改道。这项专门针对黄河故道的考古调查与研究为全面研究黄河故堤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图四）

图四 新乡境内的黄河故堤（李慧萍：《新乡地区古代黄河堤防的考古调查与初步研究》，刊于《黄帝文化与黄河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待刊）

三、黄河航运与津渡

黄河之上纵横两个方向的航行反映了人类对黄河的征服和利用。根据新石器时代中期以来黄河两岸考古学文化的异同，可知当时的黄河并未对人类活动造成彻底的阻隔，由此可以推知当时已有横渡黄河之法，也可能已有上下行船之举。商代晚期甲骨文“舟”字的形体说明当时已有木板制造的船只，卜辞中也有对商王横渡和泛舟于黄河之上的占卜。商王盘庚由奄迁殷和周武王伐纣之役都曾横渡黄河。春秋时期的晋国向秦国购买了大批粮食之后，“秦于是乎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就是从秦都经渭水、黄河和汾水运到晋都。秦汉至唐，尤其是以西安为都的时段，黄河中游的漕运十分繁忙。五代北宋以来，随着都城的迁移和陆路交通的改善，黄河中游的航运量大大减少，但直到现代，黄河航运依然存在。

三门峡是黄河航道最险峻的一段，自峡口以下的60千米内还有不少险滩。自1950年代以来，在这段黄河的两岸发现有大量与航运相关的文化遗存，主要有栈道、道路、运渠、仓廩和题刻，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这段黄河的航运历史。（图五）河南省新安县的八里胡同峡位于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上游25千米处。1998年在黄河两岸发现有栈道等漕运遗迹。该地区同三门峡地区一样在侧壁凿有牛鼻形孔，底部有方形壁孔，路上凿有地孔。

图五 三门峡形势图（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门峡漕运遗迹》，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2页，图一）

黄河沿岸的仓储设施是黄河航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功能主要是货物中转，所以多位于黄河与其他河流的交汇之处或黄河与陆路交通的联接之处。秦汉时期最著名的敖仓就位于黄河与鸿沟的交汇之处。关于敖仓的具体位置，邹衡先生认为是在霸王城以东、京广铁路西侧的黄河南岸，而荆三林等先生则推定为荥阳市西北的马沟村和牛口峪一带原名仓头村的地方。隋代的洛口仓位于洛汭亦即洛河汇入黄河之处。黎阳仓建于隋开皇年间，座落在大伾山北麓的高亢之地，是黄河下游沿岸难得的储粮佳所，隋炀帝开通永济渠之后，黎阳仓的地位更为重要。近年的考古勘探与发掘，揭示出隋代至北宋时期的黎阳仓城。城址的东、北城墙的全部及西城墙的北端已经探明，平面近长方形，东西宽约260米，南北残长约300米，内有地下仓窖90余座。（图六）

图六 河南浚县黎阳仓遗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浚县文物旅游局：《河南浚县黎阳仓遗址6号仓窖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9年第4期：图二）

关于航运最直接的证据应是“船”。2014年10月15日，一艘清代沉船在丰县梁寨的黄河故道段清淤现场发掘出土。这段黄河故道是黄河夺淮入海时期的遗留。

黄河流经之处对两岸的陆路来往形成很大的阻隔。为了联接陆路交通，自古以来在黄河之上形成了很多津渡。王子今先生曾历数汉代黄河的重要津渡。这些津渡大多长期延用，有些可以上溯到夏商时期，大都一直延用到近现代，多少都会遗留一些遗迹与遗物。蒲津渡位于山西省永济县的黄河东岸，自古为关中到河东的重要通道，汉代称临晋渡，唐改称蒲津渡，宋时改大庆关渡。明清以后作用大不如前。1989年永济县文物工作者发现唐代的铁牛和铁人，1991年和1999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今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渡口进行了正式发掘，弄清了唐代以来的地层关系、金元建筑遗迹、明代堤坝、渡口、浮桥、唐代铁牛、铁人、铁山、铁镦柱、七星柱等，比较完整地揭露了以唐代铁牛为代表的与渡口相关的重要文化遗存。

2006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延津县沙门城址与黄河渡口进行了发掘。沙门城址位于延津县沙门村东北2千米，在北宋至金代前期为黄河南岸的一处重要渡口，金代后期至元代初期有近40年的时间为卫州州治和胙城县治所在地，地处黄河北岸。随着黄河改道，元代初期卫州府迁移，这座渡口城市逐渐被废弃，明清时代被黄河淹没。发掘清理表明，金元时期的城址位于现地表之下1.5米左右，北宋时期的遗迹深埋于现地表3米以下，战国至西汉时期的遗物则出土于现地表7米以下。发现较多的穿孔大石块可能与运输或商业交易中挽系牛、马等牲口有关，大量礌石应与军事防御有关。

四、黄河泛滥的文化遗存

黄河下游的多次决口淹没了很多城市与村庄，而河水带来的泥沙又将这些城市与村庄彻底埋入地下。

在河南内黄三杨庄发现的西汉晚期到新莽时期的聚落遗址，在已完成考古勘探的100余万平方米的遗址范围内，共发现10余处同时期的宅院遗存，贯通东西的主干道路1条，次主干道路2条，南北次主干道路1条，宅院通往主干道的小道3条，还发现有湖塘遗迹1处。另在附近发现有农田、墓葬等。（图七）像意大利的“庞贝古城”完整地保存了火山爆发后的实景一样，三杨庄遗址完整地保存了大水淹没之后的情景。至于具体的淹没过程，发掘者推断“可能于新莽时期黄河的一次大规模泛滥决堤而被整体淹没”。白岩先生则在分析遗址的遗物、遗迹之后，认为是东汉黄河改道之前主动搬迁后被淹没的。

图七三杨庄遗址第三处庭院与周围农田（刘海旺：《内黄三杨庄遗址》，河南文物网，2010年6月13日，http://adkx.net/2j51z）

在内黄地区开展的以三杨庄、岸上和大张龙三个遗址为中心的河流地质考古学研究，揭示了主要由富含有机质的土壤层和洪水沉积层交替叠压所形成的地层序列。在岸上发现的沟渠遗迹有助于理解人工水利设施对黄河冲积过程的潜在影响，而大张龙的文化遗迹和洪积层则显示了宋代的洪水过程以及人工建筑对微地貌的影响。综合三个遗址的地层序列，发现内黄县的地貌在全新世经历了由相对稳定向不稳定变化的过程。在3000B.P以后黄河的洪水泛滥频率增加，应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扩大有一定关系。

河南濮阳高城遗址是东周时期卫国的都城，并一直延用到西汉。《水经·瓠子河注》：“河水旧东决，迳濮阳城东北，故卫也，帝颛顼之墟。”发掘者断定该城是汉武帝时期黄河在瓠子河决口时被冲毁的。城外护城壕的上层淤土内包含有西汉陶片的地层很可能是瓠子河决口的淤积层。

通过对商丘地区黄泛遗存的研究，荆志淳等先生推断：“根据对地层和古地貌的研究，我们知道从新石器时代直到汉代前后商丘一带的地貌条件相对很稳定，以成壤作用为主，当时的自然地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很明显的变化，基本在同一水平上。汉代以后沉积开始加快， 但对地貌的变化影响并不是很大，自然地面的加积比较缓慢。一直到北宋末年黄河南泛以后， 沉积作用开始迅速加快，大量黄泛泥沙堆积下来，彻底地改变了商丘一带的自然和文化地貌景观。”

在河南开封新郑门的发掘中，发现了与1642年、1841年两次黄河泛滥相关的文化与自然地层。其中清代1841年的水灾淹没的开封郊区的农家院落距现今地表约4米，位于开封通往郑州的大道北侧，与大道仅相隔一条水沟。院落门前另有一条小径通往西侧的水井和农田。院内有两间碎砖为基、泥垛作墙的草房，位于院落中后部偏西的位置，院内坪面整洁，石臼、水缸、瓷坛分散摆放。（图八）

图八 开封新郑门的洪泛地层［Michael Storozum1 et. Geoarchaeological evidence of the AD1642 Yellow River food that destroyed Kaifeng， a former capitalof dynastic China. Scientific Reports | （2020） 10: figure 3］

过去考古学家对黄河泛滥造成的遗迹、遗物的研究，大都是用黄河泛滥来讨论考古遗址，现在提出在“黄河考古”的语境中重新定位，就需要转换思路，用考古材料来探讨黄河泛滥的历史。

五、结  语

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域的“黄河考古”，可以说是传统考古、黄河历史和地质考古的交叉学科。其目标是作为一个自然实体的黄河及其与人类的互动关系，所用材料主要有文化遗存、文献记载和自然堆积等。有意研究“黄河考古”的学者，应该以自己的学术专长为基点，广泛学习其他学科的视野、境界、理论、方法和技术等，尽量全方位地对黄河进行研究。

黄河考古的课题绝非仅有本文展开的几点。例如有关黄河上游堰塞湖的研究无疑应属黄河考古。笔者早年对孟门、龙门传说的讨论，是在夏文化研究的基础之上，对晋陕黄河之上两个关键地名的起源与移动进行重建，也应该算是黄河考古。

（来源|华夏考古 审核|刘海旺）